王安石的为政生涯，尤其是他领导的“熙宁变法”，对宋代乃至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充满文化辉煌、众星闪耀的唐宋时期，既是“唐宋八大家”成员又担任宰相的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恐怕没人比得上王安石。王安石在政治上的贡献，特别是他领导的“熙宁变法”，对宋代甚至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王安石的评价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他是被认为是杰出的伟人，还是被看作“靖康之祸”的根源呢？他对后世政治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对中国历史的进程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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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的法规许多都不符合古代先王的治理。”
王安石（1021—1086）是江西抚州人，字介甫，号半山。他曾两度担任宰相，并被封为荆国公，去世后追赠太傅之职，并被赐谥号“文”，因此世人也称他为“王荆公”、“王文公”等。
1041年，在江宁（今江苏南京），尚未出仕的王安石结识了比自己大两岁的文学家曾巩，二人一见如故。他们的交往正是在《宋史》中所描述的王安石爱好读书，并且一过目就终身不忘，文笔也动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无不服其精妙。
曾巩对王安石进行了高度的赞扬，说他的文风古朴，行为端庄，并且是一个十分自重的人，很少向他人示弱。曾巩还把这一评价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欧阳修阅读了王安石的文章后，也对其文字十分惊叹，称世上难得有这样的才华。这段佳话成为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在文坛上的美名。
王安石21岁时中进士，之后先后担任了江苏、浙江、安徽、河南等地的官职。北宋王朝当时的繁荣景象背后显露出自建国以来积累的弊端，包括官僚机构庞大臃肿、兵力不振、财政困难，还有被辽和西夏不断侵扰的外患。
王安石的多年地方官经历和基层治政经验，使他对国家治理和社会民生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和切身体会。
1058年，王安石任期满返京述职时，向宋仁宗赵祯呈上了一篇奏章《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表达了他强烈的改革愿望和突出的才智。
这篇长文以人才问题为主线，批判当时的弊端，主张全面改革制度，体现了王安石“治国之疵，起民之病”的进步思想。尽管他的变法主张未被仁宗采纳，但为后来的“熙宁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宋神宗赵顼即位的熙宁元年（1068），年轻的神宗急需一位能够给他出谋划策的治世能臣。王安石以翰林学士的身份与神宗商议治国之道，因性格刚毅、不随波逐流、忠勇兼备而深得神宗赏识，被选中成为走向改革历史舞台的那个人。
王安石在《本朝百年无事劄子》中透过北宋立国以来百年无事的表象，揭示出危机四伏的实质，犀利地指出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农业、财政、军事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张，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在其中，王安石还回答了神宗提出的“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的问题，他表示：“以择术为始。”
这篇奏议的论点清晰，真情流露，可谓历代奏议中的杰作。正如明代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中所说，“此篇极具精神魄力。荆公之能够直言不讳说服神宗，全在于讲述仁庙处，可谓拔刀斩棘”。这篇文献对于即将实施的新政，无疑奏响了序曲。
“不畏浮云遮望眼”
在1069年的熙宁二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并在次年提升为宰相。王安石在此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被后人称之为“熙宁变法”或“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问王安石：“不知卿施政的首要之处在哪里？” 王安石答道：“变革风俗，确立法度，这是目前最为迫切的。只有通过培养君子风范和消除小人，推行礼仪、道德、廉耻等君子品质，方能美化风俗……”
王安石在推动改革时，对改善经济民生怀有清醒的认识和美好的愿景，希望通过有效的财政管理来减轻人民负担，同时推动国家繁荣发展。他着眼于实现国家富强和军事强大的目标，大力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包括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等，旨在通过商业化的税收和政府干预来抑制大地主的兼并，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和民生的改善。
改革是对利益的重新调整，变革者往往面临各种挑战和反对。历史上，王安石推行变法时遭遇皇室和贵族的反对，尤其是司马光等人的质疑和阻挠。然而，他没有退缩，坚定地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理念。这表明他认为人事并非受到天意支配，强调社会需要变革和发展，而不应盲从传统；他也主张不受保守派议论和后人评价的影响。
“三不足”的言论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石破天惊。
变革时期的王安石，就像北宋官场中的“风车斗士”堂·吉诃德一样，坚定而执着。江西方言中有“戆”一词，形容一个人执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王安石便是如此。他以近乎倔强的态度，孤独地推动改革，给历史留下了孤独前行的身影，因此坊间和史家对他也有着“拗相公”的评价。
不久前新法颁行，就在北宋朝廷内部引发了新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这场被称为“新旧党争”的历史事件。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施青苗法实际上是减少富人的征收而增加了贫困者的负担，他表示：“少取和多取之间就像是五十步和百步的距离一样远。”兵部员外郎范纯仁则向神宗上书，公开指责王安石“掊克财利”。同时，御史中丞吕诲也上书弹劾王安石，称他手段狡诈，说他“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
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与王介甫书》，表达了对王安石政策的不满和担忧。他指出王介甫在施政过程中改变了祖宗的旧法，上下颠倒，左右颠倒，毁弃成立之物，取弃弃取之事情层出不穷，工作日夜不停，无法停息。此外，他还列举了“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等弊端，强调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以此达到重新稳定政局的目的。
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回复司马光：“人们习于随波逐流并非一日之功，许多士大夫都以不关心国家大事，追随时俗取悦于众人为美德。上级如今欲改变这种状况，而某并没有估计敌人的强弱，却想要出力协助上级来对抗敌人，那么众人又会怎样不愤怒呢？… 如果您真的责备我在位时间长久却未能辅佐上级有所成就，造福百姓，那么我知道自己有罪；如果您说今日只需不事大事，保持原有的行事作风便可，那么我是无法答允的。”
经过简洁有力的回信，我坚决驳斥了司马光对新法的歪曲和诽谤，并表达了我将坚定进行变法的决心。随后，司马光与王安石决裂，他最终辞官隐居洛阳。
“明月何时照我还”
在变法初期，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但新法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导致了反对者的强大声势，甚至引发了变法派内部的分裂。1074年，王安石被罢免相位。然而，1075年初春，被半赋闲于江宁的王安石接到朝廷的诏令，再次被任命为宰相。这次任命距离他辞去宰相职务仅有8个月。
王安石北上赴任，用了6天时间抵达汴京（今河南开封）。在坐船途经瓜洲渡时，他创作了《泊船瓜洲》这首后世广为传颂的绝句。这首诗流露出了他急于归家的情感，尤其是“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句，表达了他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尽管此时他即将担任宰相的大职，但内心却充满了矛盾和无奈。
当时，变法已经到了关键时刻，然而王安石推荐的主持变法的参知政事吕惠卿却辜负了他的期待，与当时的宰相韩绛关系紧张，以至于皇帝不得不重新召他回京。
王安石自己也很希望能够继续推动改革，亲眼见证改革取得成效。然而，在推行新法过程中引发的激烈矛盾甚至让许多老朋友变成了对手，这让他这位淡泊名利的官员感到身心疲惫。他曾多次请求辞去宰相职务，直到神宗才勉强同意。
王安石希望尽快前往汴京，并且能够迅速完成任务后返回。然而，他的第二次担任宰相的任期短暂且不成功，引发了更加激烈的朝野纷争，最终他未能取得多大成就。
在1076年，王安石的长子王雱年仅33岁便病逝，使得王安石悲痛万分。因此，他再也无心顾及政务，决定辞去相位，替对他知遇之恩的神宗分忧。就在同年十月，年逾55岁的王安石再度被罢去相位，返回江宁。
1077年，王安石辞去江宁知府职务，随后在江宁钟山脚下安家，并在城东的白塘购地建宅，取名为“半山园”。在这里，他专心校阅著作《三经新义》，并著有《字说》24卷，阐述“新学”思想。虽然朝廷对这位退职宰相给予了高规格的礼遇，但他却再也没有前往汴京。
王安石定林寺内有一座名为昭文斋的阅读之地，书法家米芾和画家李公麟曾在此探访王安石。李公麟更是以形神兼备的技艺为王安石绘制了一幅画像，这幅画像至今悬挂在昭文斋中。王安石在《游钟山》中表达了他对钟山的钟爱：“望着山峰日久不厌，想要购得一座山作终老之地。山花凋零后山依旧矗立，溪水流淌山恬静自在。”
王安石所作《浣溪沙·百亩中庭半是苔》是他当时落寞心情的真实写照。这首词中表达了他对寂寥孤寂的感受。“百亩中庭半是苔，门前白道水萦回”，“爱闲能有几人来？小院回廊春寂寂，山桃溪杏两三栽，为谁零落为谁开？”这些词句充满了深邃的意境和内涵，特别是最后两句，将寂寞之感淋漓尽致，令人感到心疼。
苏轼和王安石在历史上曾有矛盾，在苏轼上书指责新法之后，发生了“乌台诗案”的大祸。当时已经退居半山园的王安石上书为他鸣不平：“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苏轼的《眉山集》面世后，王安石也买来读。离开了官场，没有了党派偏见，作为文友，心灵仍然息息相通。
1084年，苏东坡被贬官时路过江宁，特地到半山园拜访王安石。王安石得知苏轼前来，非常高兴，便穿着朴素的衣服，骑着一匹毛驴到江边迎接。苏轼见到王安石后，开玩笑地说：“我敢以野服拜见大丞相！”王安石哈哈大笑：“礼节又岂是为我们设定的呢？”二人相逢一笑泯恩仇。
在江宁相聚的日子里，他们一起游山玩水，吟诗作对。苏东坡在《次荆公韵四绝》中表达了对王安石的敬佩，甚至还动了在钟山买田居住，和王安石一起养老的念头。临别之际，王安石望着苏轼远去的背影，感叹道：“不知还要过多少年，才能再见到如此杰出的人才。”
“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新法次第实施后，经过将近15年的时间，新法最终被守旧派废除。从大历史观视野来看，“熙宁变法”富国强兵的效果明显，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北宋国力也有所增强。然而，由于急功近利，新法的利弊并存，最终导致失败。
关于王安石领导的“熙宁变法”，有不同的观点。然而，即使是他的政敌也都对王安石高尚的品德表示赞叹。
王安石被司马光评价为“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朱熹感慨荆公认为“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梁启超盛赞王安石称其“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列宁对王安石主张土地国有化深表赞同，称其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毛泽东在赞扬王安石改革勇气的同时，总结王安石变法的教训，认为他“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
人们通常对王安石变法的制度缺陷、执行不力、用人不当等问题感到遗憾，很少关注改革举措超前的意识。即使将王安石变法的思想与当今世界经济学领域进行对比，也能发现其积极的启示意义。甚至一些主张加强国家干预的近代中外学者，将王安石誉为“中国古代的凯恩斯”。
当然，我们并不赞成一味套用近代政治经济学理论去绝对衡量古代中国经济社会改革，但“熙宁变法”作为一个观察世界和中国改革的视角，则不得不令我们赞叹王安石的敏锐与远见。
今天人们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更趋向理性，他的形象也越来越清晰地从历史的尘埃中浮现出来。人们能够以平常心对待过去对他的批评和赞扬。
王安石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的远大抱负、理想情怀和巨大成就一直为后世所景仰。他犹如一盏穿越历史的明灯，照亮着后人的精神世界和前行的道路。
习近平同志通过多次提及王安石等古代政治家，表达了对他们治政理念的重视，并对他们的诗文进行了多次引用。
2012年2月14日，习近平同志出席中美企业家座谈会时，引用了王安石的《登飞来峰》，以“不畏浮云遮望眼”这句诗勉励中美企业家们把目光投向未来，不受眼前困难的干扰而止步不前。
2016年4月26日，习近平在全国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引用了王安石《题张司业诗》中的“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鼓励大家为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人生而努力。
作者：傅伟中
